80年代的文学青年，都很熟悉顾城的《一代人》：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它寻找光明。”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两句，但内涵之深，流传之广，影响之大，却使此前此后的不少长诗英雄气短，黯然失色。
其实，不论是诗歌，还是小说，或其他文学品种，其优劣成败，不在于长短，而在于艺术感染力的强弱，在于是否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，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，不论是作家、批评家，还是普通读者，都是极易明白的。然而，这个简单的道理现在却被一些人弄得莫名其妙了。有的文学期刊只发长诗，不发短诗，理由是短诗不够分量。有的人认为，一个作家倘若没有大部头的长篇小说，便不能算一个真正的作家，把写短诗、短文、短小说，视作小儿科。在这种追求长、追求大的风气的影响之下，诗歌越写越长，小说越写越厚，大部头越来越多。仅以长篇小说为例，据不完全统计，现在年出版长篇小说已达一千余部，比“文革”前17年的总和还要多好多倍，而且还在不断地多下去。然而，在这琳琅满目、都自以为可以称作时代画卷的长篇小说中，有几部是真正值得一读的时代史诗呢？
《中华读书报》1997年12月10日第3版有知名学者谢泳先生的一篇文章，披露现在学界有一种说法：专著不如论文，论文不如随笔。其实，倘若把这种说法改成———长篇不如中短篇，中短篇不如随笔、小小说，便也可以说是创作领域一定情况的反映。一些滥竽充数的长篇，就像学界的一些东拼西凑的专著一样，在是否能启人心智方面所给予读者的，确实还不如一篇随笔、一篇小小说所能给予的多。
众所周知，鲁迅没有长篇小说，即使是他的代表作《阿Q正传》，比起现在的不少中篇来，也要短得多。然而，谁能因为鲁迅没有大部头的长篇小说而否定他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崇高的地位呢？谁能否定鲁迅那些闪耀着思想和艺术灿烂光辉的精短杂文，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的组成部分呢？
尼采（1844－1900）曾经说过，他的虚荣心是：用十句话说出别人用一本书说出的东西———说出别人用一本书没有说出的东西。我们现在的某些人与上一个世纪的哲人，岂不是恰恰相反？时代的进步，难道是表现在用一本书说出本来用十句话、甚至几句话就能说出的东西吗？
